当年高考

2018-09-25 17:33 来源:昭通新闻网

国家恢复高考制度,首批大学新生入学距今正好40年。回想当年的高考,临近退休的我仍觉侥幸。作为一个世代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民的儿子,正是那次高考,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广播听到好消息

1977年7月,我从昭通地区第二中学(现并入市一中)高12班毕业,回到家乡昭通县前进公社青岗岭大队落水洞小队(今属青岗岭乡青岗岭村),很快投入农业生产劳动中去,一天辛辛苦苦挣10分工分,折合现金两角多钱。10月下旬的一天中午,我正汗流浃背地背着一背箩毛壳玉米棒子,艰难地跟着社员们往生产队保管室走着。此时,我从正在播送《午间新闻》的高音喇叭里突然听到一条新闻:为了尽快挽回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损失,使国家快出人才,国务院决定今年恢复高考制度,全国实行考试招收大学新生。只要政审通过,应(往)届高中毕业生,甚至只读过小学的青年男女都可报名参加这次高考。这一爆炸性消息,瞬间便在我们那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传开了。七八个应(往)届毕业青年奔走相告,热切地盼望着后续消息。过了几天,我们几个青年人按照报考要求,各自写好申请书,一起到大队部盖了大红公章,又沿着昭大(昭通——大关)公路往北步行五公里,到了公社,小心翼翼地把这份申请书递到文教干部的手中,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。接过我们的申请,文教干部还煞有介事地逐一看了一遍,夸我们写得好。返回小队后,大家便分头复习功课。

懵懵懂懂去复习

回想当年的高考复习,现在都还觉得辛酸。我们那帮报考青年,都是二十出头的劳动力,生产队不允许大家停下工来复习,白天必须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出工,晚上才能在家看看书。至于复习资料,更是少得可怜——只有前几年读初高中时那几本课本。听说昭通城里在办复习班,由地区几所中学的有名教师去辅导,但我们因要“出工”,且离城又远,只能望城兴叹了。每天晚上,在昏暗的灯光下,我们几个各自为政,胡乱翻阅着几本过时的课本,盲目地演算着习题,紧张地数着离12月中旬(考试时间)还有几天。

正当我一片茫然之时,有个亲戚捎口信来,叫我去城里找他,有话跟我说。噫,莫非是关乎复习资料的事?我怀着忐忑心情,急急步行二十多公里,到了昭通城。这个亲戚不是别人,是还在我的母校昭二中读高二的表弟张毅敏,他告诉我,因他父母都是小学老师,托熟人帮我弄到了一套复习资料,但有两科的还没印出来,待出来后又叫我去拿。于是,我喜出望外地得到了那套梦寐以求的“昭通版”高考复习资料。返回农村家里,我利用一切空隙时间,如饥似渴地复习、演算起来。碰到实在弄不懂的问题,我便把它累积起来,利用进城取书的机会,当面向表弟请教,直到弄懂为止。

我除了晚上复习,还在白天“见缝插针”。有时上坡去放羊,趁羊儿聚在一起专心啃草的时间,立即拿出书来看上一段,或者抓紧背诵两条名词解释,可谓劳动复习“两不误”。通过近两个月的抽空复习,我这个从未进过一天辅导班的“回乡知识青年”,勉强把那套复习资料捋了几遍,紧张地做着临考前的准备。

未戴手表丢考分

那年的高考,考试时间全国统一定在12月中旬,因是十年动乱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,准备时间仓促,教育部就未全国统一命题,而是由各省自主制定试卷去考你那一片“天地”的学子。各省自主出题固然压力要小些,但有个不利于考生的最大弊端——那次高考,报考专业(学校)不是按考后分数去填报,而是报名填表时就一并填了,真正成了“一锤子买卖”。于是,为了谨慎起见,一个个学子都只敢压着报低档的学校和专业,否则就怕“打水漂”。

高考的头两天,我便步行到了昭通城,借住在东升街一个亲戚家。到昭通县招生办(设在毛货街天主教堂处)领到准考证,又去地区一中看了看考场。第二天天刚亮,我和一大群陌生的考生急急赶去。首场考试是语文。当卷子发下来时,我们甚觉惊奇:试题很少,只有两道。第一题是将文言文《人有亡斧者》断句(句读)并译成现代文,第二题是作文二选一,题目是“青松赞”和“攻书莫畏难”。一看题目,我多日悬着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,觉得问题不大。那道文言文虽然我们那届学生没学过,但很熟悉,我能顺利译出,这25分没问题,干脆好好写作文,最后才翻译。主意一打定,我就选定那篇“攻书莫畏难”去认真写作。

因在学校时写作文习惯于打好草稿再誊抄,这次重大考试我也不例外,还是按部就班打好草稿,工工整整地往正式卷子上誊抄。由于事先没有借到手表,便把考试的关键一环——时间给忘了。当我正抄得起劲,并且只剩最后一小段时,监考老师突然发话:时间到,赶快交卷!我心里猛一怔:糟了,还有那“现成”的一题都没做!不管老师的再三催促,我还是忙着做题。刚要去翻译文言文,老师走过来抢走了我的试卷。“完了,完了!”我心里念叨着,眼望着老师拿走卷子,眼巴巴地让那本可捞个二十来分的“古译今”成了零鸡蛋“飞”走了,我的肠子都悔青了!经历了那次高考的惨痛教训,在十多年以后的生活中,不论对子女还是其他晚辈们,每逢遇到考试,我都要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:考试不要紧张,做题先易后难,作文不消打草稿,随时注意时间——这是后话。

鉴于语文考试的惨痛教训,后几科的考试,我一拿到试卷,便先急急浏览一遍,从简单的题下手,一道道忙着解答,对那些较难的题也不放过,尽量试着作答。实在“啃不动”的,只好无奈地放弃。三天考试一结束,我便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乡去刨土疙瘩了,心中很笃定这次发挥不好肯定考不上。

家中二老时常宽慰我:这次考不上,还有下次嘛。经老人们一说,我内心好受多了。大概一个月以后,文教干部突然上门来说:接县招办电话通知,你被初选上了,最迟今天要赶进城去,参加明天的体检。消息来得太突然,我顿时懵了,老半天才回过神来,犹如“范进中举”一般。又过了一个月,居然得到了崭新的录取通知书——我被全省少数民族最高学府——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录取了!而同我一道去报考的其他几位同乡青年,一个都未录取。后来高中班主任老师告诉我:你们班三十多个农村同学,只有你一个考上大学。我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!

进到大学以后,同学们聊起来,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,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,一场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。我后来才知道,“七七级”高考,全国有570万名考生,但最终录取的人数不到5%,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比例最低的一年。那次高考承载着太多的光荣与梦想,太多的记忆与情感,有的人直接从田头地边赶到考场,有的人携手儿女同进考场,有的人看完考试题就离开考场……作为“七七级”的大学生,我们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

(作者供职于大关县史志办公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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